收入分配，民心所系。为扭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党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指明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向。

　　在2007年，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批旨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利好政策，比如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建立“全覆盖”的社保体系、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将低收入者纳入廉租房保障范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等等。

　　然而，调整收入分配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政策的统筹协调，有序推进。

　　“听说北京市又要限制出租车数量了，不知道活儿能不能好点？份钱会不会增加？”

　　快到年底，北京出租车司机何师傅一如既往，每天要干到13个小时以上，“8小时之内都是给公司 干的，之后2小时跑‘油’钱，然后才是给自己挣口饭吃”。他这话，本刊记者听很多出租车司机说过。

　　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七成以上是郊县农民，取代了原来的城里人，“城里人受不了这份罪”。

　　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人眼热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成了“苦活儿”：严重超时工作，饮食不规律，体力透支，慢性病比例偏高，平均上交公司5000元，自己收入2000元。“我这是拿命换钱呢”，何师傅说。

　　每个司机都可以按《劳动法》的要求，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可以休息呀，没人拦着你。可车份儿钱谁交啊？”何师傅自嘲。

　　在2007年金秋举行的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并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何师傅不懂什么是“收入分配”，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调整份儿钱？这样就可以缓口气，“有活儿我也不拉了，让别人干吧”。

　　没有就业，就没有分配。而当前就业质量低下，正恶化着分配条件，“一方面我国每年至少有1100万就业缺口，大量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超时工作普遍存在，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劳动违法现象突出。”一位在中央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说，“扩大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第一切入点。”

　　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需要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全面调整政策

　　当前，造成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直接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及其相关制度不完善、有缺陷，并表现在生产、交换等各个环节。

　　分配与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可分割，因此，这些环节上有关制度的缺陷都会影响分配公平。

　　资本要素配置制度不够合理。比如一些中小企业投融资机会明显少于国有大公司，或者缺少流动资金，或者缺少投资机会，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和效益提高，直接制约了中小企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

　　土地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合理。一方面，用于建“廉租房”的土地配置偏少且不到位，影响了“廉租房”建设，而一些城市别墅区、高级商品房用地配置过多，一定程度上抬升了房价；另一方面，各类房地产商在获得建房用地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地块、地价差别大也使房地产企业之间很不平衡，直接影响到其后续交换、分配环节，也会影响公平分配。

　　“即便劳动合同法还没有施行，劳动法和工会法还是一直发挥效力的！无论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在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刚从各地调研回京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非常愤怒。

　　近期，广东、海南、江苏、四川等地的一些企业采取劝辞职工、逆向派遣、经济裁员等方式，企图赶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规避相关法律责任，在某些地方引起连锁反映，形成一股“劝辞风潮”。

　　刘继臣向《?望》新闻周刊表示，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全国总工会和各地方工会将根据劳动法和工会法的相关规定，采取措施坚决某些企业规避法律责任、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劳动法和工会法在执行中力度不够绝不是孤例。义务教育法颁布多年，但如今仍有因贫困而失学的中小学生；社保政策一项项接连出台，也免不了要面对保险覆盖面过小的现实；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在2004年就开始实施，但直到现在职能部门只能做到对10%的企业履行职责主动监察。

　　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因此，政府调节就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关键。但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发展主体”，经常偏向资方一边，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只有当政府依法保护劳动者，才有可能充分调动、发挥现有政策资源的能量，让“软政策”硬起来，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方式，促进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转变。